澳門：中國鉛活字印刷業的搖籃

李淑儀＊

昔日的澳門，除了轉運世界各地的貨物外，還扮演着一個客運的中轉站角色。從西方來的傳教士、使節、商人，以至從日本、朝鮮、東南亞、印度、阿拉伯及非洲來的客商，凡來往於中國的，大多要通過或旅居澳門。而中國由於海禁，大部分港口不開放，大多數華人都要通過澳門從海路去到世界各地。就這樣，澳門不但成爲當時中國與歐、亞、非、美四大洲的國際貿易中心和客運中轉站，而且也成爲近代中國與西方文化、科學技術交流的橋樑。

約500年前，歐洲大批傳教士來華傳教，在中國學習漢語，研究中國文化，著書立說，再向歐洲傳播中國文化。期間曾經在澳門刋印出版了不少書籍。本報告試以澳門公共圖書館所藏的外文古籍，以及在澳門出版的外文報紙等史料，去考察19世紀時推動澳門鉛活字印刷業發展的人物和歷史，印證澳門曾經成為中國鉛活字印刷業的搖籃，且有着不可忽視的橋樑作用，也是西方印刷術東傳的里程碑之一。

（一）耶穌會

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

意大利籍的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出生於那不勒斯王國的基耶蒂（Chieti）。1566年加入耶穌會；1573年，被任命為「耶穌會遠東觀察員」視察澳門教會。1578年偕同38位耶穌會會士，由葡國里斯本，經印度果亞抵達澳門。他在澳門考察後，又轉到日本視察。1582年范禮安組織日本「天正遣歐使節團」前往羅馬覲見教宗。

1588年「天正遣歐使節團」回航，他們從歐洲帶來了當時最先進的古騰堡印刷機和西洋活字模，準備帶回日本。可是，由於得悉豐臣秀吉已於1587 年開始迫害日本的天主教會，使節團為了慎重起見，不敢馬上回日本，被逼停留澳門。范神父便利用這個機會，在他們居留澳門的兩年時間，率先使用這批字模，組機印製了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意譯：天主教青年教義）。這本於1588年在澳門印行的書籍成為中國國土歷史上第一本以西方活字印刷術印製而成的外文古籍。該印刷機在澳門博物館藏有一複製品。根據第十四任英國駐大清國公使薩道義 (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日本名字為“佐藤愛之助”)在其1905出版的著作 The Jesuit mission press in Japan, 1591-1610多次提到日本的鉛活字印刷是由澳門啟動。【1】

根據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由Manuel Cadafaz de Matos 為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一書所寫的前言可知，用來印刷以上兩本書的活字模在 1590 年被帶去日本使用後，在1611 年又被帶回到澳門，並藏於André Botto 的家中直到1620 年。同年，耶穌會天主之母教堂 ( Colegio da Madre de Deus da Companhia de IESV ) 使用了這些活字模在澳門印刷了“Arte Breue da Lingoa Iapoa”( 日本語小文典)。這是第一本有註錄澳門出版機構的書（“天主之母教堂”出版），以前的都只用“澳門港”出版

自德川幕府推行鎖國政策，耶穌會會士被逐出日本後，耶穌會的“日語研究”以《日本語小文典》的出版告終。1620 年後該批活字模下落不明，Manuel Cadafaz de Matos 文中提到，Rodeles 神父認為已轉賣到馬尼拉的聖奧古斯定堂 (Ordem de Santo Agostinho de Manila )，但 Shiling 神父則不認同。故到現在為止，這批活字模離開澳門後究竟去了哪裡，沒有進一步線索。

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二）若瑟堂書院

耶穌會於1594年創辦的聖保祿學院 (Colégio de S. Paulo) 及1728年創辦的若瑟堂書院 (Seminario S. José)，原是西方教會培訓遠東和本澳傳教人才的基地。1818年2月29日，澳門判事官亞利鴉架 (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ria) 去信葡國王廷，要求在若瑟堂書院設立印字館。信中引述歷屆若瑟堂書院負責人因為教學需要，急需將已翻譯好的中文書籍梓印出來，以便在學的傳教士使用。翌年（1819年）收到來自巴西里約熱內盧的葡國秘書長Joze Joaquim da Silva Freitas伯爵（Conde dos Arcos at the Palace of Rio de Janeiro）回信，代表葡王批准若瑟堂書院設立書塾印字館 (Typographia do Seminário de S. José) 【2】。1829年政府印字館（Tipografia do governo）將印刷器材借給若瑟堂書院（Superior do Colégio de S. José）。當時的遣使會江沙維神父（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1781-1841）最能勝任出版工作。在1828至1841年間，江沙維編撰了多部中、葡、拉丁語教科書和字典，這些字典都是由若瑟堂書塾印字館所印刷的。

A. 江沙維神父（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1781-1841）

江沙維（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 1781-1841）可以說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位漢學家。他在1781年3月23日出生於葡萄牙北部的一個小鎮Tojal，1799年加入遣使會，並於1813年來到澳門。江沙維在澳期間，除了推廣天主教教義之外，還專心鑽研漢學，因而日久成師，向他學習中文的學生越來越多，當中有不少翻譯家如澳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 1803-1849）的私人翻譯João Rodrigues Gonçalves，還有1836 年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 1810-1862）等。隨着教學需要，他編纂了中葡、葡中及拉中等字典，以及漢語教材。

書塾印字館以印刷若瑟堂書院的教學用書為主，但在1887年起，教區定期的報刊都由書塾印字館負責梓印。葡文宗教週報A Voz do Crente（意譯“信徒之聲”）是書塾印字館梓印。

A Voz do Crente

下表是本人根據1879、1885及1890年不同時期的《澳門指南》（Directório de Macau）資料中整理出來，大約可見到若瑟堂書院因應印刷方面的需求，由一名印工發展到三名，他們是Marcello da Luz 、João Vicente Pereira、João Victor Pereira、Pedro Paulo Placé Jr.、Beltrão L. de Carvalho及Antonio Gonsalves。而若瑟堂書院後期更增設立了一間書塾印字館 (Typographia do Seminário de S. José)。

若瑟堂書院印工人數變化:

年份	機構	職務	人名
1879	若瑟堂書院 (Seminário de S. José)	印工	Marcello da Luz
1879	若瑟堂書院 (Seminário de S. José)	裝訂部主管	阿金 (Paulo)
1885	若瑟堂書院 (Seminário de S. José)	印刷及裝訂部主管	Marcello J. da Luz
		印工	João Vicente Pereira Jr.
		裝訂	Thomaz J. Leitão
1890	若瑟堂書院書塾印字館 (Typographia do Seminário de S. José)	印字館負責人	João Victor Pereira (1868 - ？)
		1.印工	Pedro Paulo Placé Jr.
		2.印工	Beltrão L. de Carvalho
		3.印工	Antonio Gonsalves
		裝訂部主管	Thomas J. Leitão

若瑟堂書院書塾印字館 Typographia do Seminário de S. José (圖片取自1890 Directório de Macau)

B. João Victor Pereira（1868 - ?）

João Victor Pereira (1868- ?) 在家中排行第八，22歲已當上若瑟堂書院書塾印字館負責人，他自1902至1920年任第三任澳門官印局局長，任期長達18年。他的三哥Alfredo Heleno da Silva Pereira (1857- ?) 【3】也是在議事公局（Camara Municipal）從事印刷工作。

Pereira 家族在澳門落戶始見於1720年，其中Boaventura Lourenço Pereira （1786 - ?）是比較有影響力的一位，他擁有雙桅帆船，娶了當時澳門影響力很大的阿美尼亞裔商人卡西克Johannes Cacheck 的女兒 Angela Regina Cacheck（其母親為Maria Teresa Pereira）為妻【4】。1800年已見有卡西克在澳門長居的記錄，他住在外國人居住的聖安東尼區，是十八世紀澳門葡籍穆斯林教阿美尼亞裔富商馬休斯（Matheus Johannes）的弟弟。

C. Pedro Paulo Placé (1820-1899)

Pedro Paulo Placé (1820-1899) 是官印局-印刷及訂裝學校（Escolas de Tipografia e Encadernação）的印刷導師。其次子 Plácido Lino Placé (1857-1937), 自1900年起也在官印局擔任印刷工作，屬官印局第一批編制內技術員。其四子 Pedro Paulo Placé Jr., (1865-1936) 也像Pedro Paulo Placé 【5】一樣任教於官印局-印刷學校。

很明顯，19世紀澳門教會與澳門政府部門關係非常密切，由於當時資源短缺，同時澳門人口不多，大家都樂意以「共建共享」的精神，一起推展鉛活字印刷業。澳門教會擔當搖藍角色，以培養印刷技師、裝訂師傅為主，培養出來的人才，相對比較容易入職到相關行業。

D. Tomás Joaquim dos Reis Leitão（1866-1940）

Tomás Joaquim dos Reis Leitão（1866-1940）是若瑟堂書院書塾印字館-裝訂部主管，他同時於官印局-印刷及裝訂學校任教。父親為印度果阿人 Constantino Eustáquio Leitão（1835 -？），母親為華人Carolina Senhorinha das Dôres。他在家中排行第七；其三哥Francisco Filipe Leitão（1855-1922）【6】為澳葡政府重要官員，曾擔任：「民務房」主管（Repartição Civil）、「民兵管」隊長（Batalhão Nacional de Macau）；「管理大西洋在中國傳教物業會」秘書（Administração dos Bens das Missoões Portuguesas na China），為此曾獲頒「騎士十字勳章」（Cavaleiro da Ordem de Cristo）。

「訂」就是將印好的書頁訂成本，是書芯的加工；「裝」是書籍封面的加工，就是裝幀。「裝訂」是指將印好的書頁、書帖加工成冊，或把單據、票據等整理配套，訂成冊本等「印後加工」。根據不同時期的《澳門指南》，若瑟堂書院的裝訂工作，很巧合地都由華人或有華人血統的人負責。在1879年的《澳門指南》記錄，筆者看到阿金是當時若瑟堂書院裝訂負責人，這可能是因為這工作要求裝訂師傅有一對「巧手」多於要求師傅「懂得葡文」，而華人自古對線裝書裝訂都很講究，為此，「印刷後加工」多由華人跟進。看來，澳門印刷業可以說是「中葡合作」最佳的例證。

Leitão 家族不是來自純葡裔，是印度果阿人來澳門後，與本地華人女子通婚，在澳門落地生根，以澳門為家，繁衍後代，變成現今我們熟悉的「土生」族群。

（三）澳門孤兒院

「導人向善」是每個宗教的主要宗旨，而教育亦是「至善」的途徑之一。教會寓傳教於教育，讓教友學到一技之長，生活安定，他們就會專心信仰。在20世紀初，澳門的經濟環境還不太理想，孤兒很多。澳門教區和仁慈堂都相繼設立孤兒院，撫養他們的同時，也培養兒童記者，教授他們印刷和釘裝工藝。印刷工藝是當時很多男孩孤兒希望學到的手藝之一，這樣的「一條龍」教學形式間接地推動了澳門鉛活字印刷的工業化發展。

1900年4月14日第15號《澳門憲報》頒佈澳門孤兒院由育嬰堂設立

澳門孤兒院在1900年由育嬰堂（即今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勸捐值理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lva, 1842-1912）提倡設立。根據1900年4月14日第15號《澳門憲報》所載，該孤兒院是由育嬰堂管理，特別照顧在澳門出世而被遺棄的5至15歲葡萄牙籍白種男孩。他們接受葡文官立學校部分基礎教育，也可接受學徒式工業訓練，閒時則有體育課、音樂課及廚藝課等，以期孤兒得到全面培育。10年間共撫養了200多名孤兒。1918年，由於經濟原因，無法繼續支付營運費，曾一度被逼停辦。1931年，Pedro Paulo da Purificação Ângelo向大眾籌得一萬元，得以重辦孤兒院（Portaria 936, 14 Jul de 1932 )。孤兒院的管理權在 1941 年 7月24 日由育嬰堂轉到澳門教區。澳門高若瑟主教 D. José da Costa Nunes (1920-1940) 先將孤兒安置到俾利喇街方濟各安老院（Asilo de Mendicidade），然後再將他們合併到慈幼會無原罪孤兒院。【7】

為籌募興建新孤兒院而在1936 年出版的《澳門孤兒院》特刊

O Asilo dos Orfãos passou em 24 de Julho de 1941, da administração da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para directa responsabilidade da diocese. O então, bispo D. José da Costa Nunes confiou os rapazes aos Salesianos, tendo sido instalados em 28 de Agosto de 1941, no antigo Asilo de Mendicidade sito na Rua Francisco Xavier Pereira e depois no Orfanato da Imaculada Conceição.

澳門第一份葡文兒童報 O Tio Tareco（俏皮叔叔）

在澳門公共圖書館的古籍當中，獨藏有一份由澳門孤兒院（Asilo dos Orfãos）印製，經 Oriente Comercial 書局發售的葡文兒童報:O Tio Tareco（俏皮叔叔）。它是澳門第一份葡文兒童報， 1936年 1月15日創刊，由D João Carlos da Costa de Sousa de Macedo Mesquitela（1889-?）擔任社長和主編，財務為Pedro Paulo da Purificação Ângelo（1892-1946）。議事亭藏書樓只藏有自1936年 1月15日至1939年 1月1日出版的期號。該報每兩個星期出版一次，銷售和廣告收入歸作孤兒院的部分經費，所以發行該報，除了培養孤兒有一技之長之外，也可同時為孤兒院賺取經費作補貼。該報的財務Pedro Paulo da Purificação Ângelo【8】任職於輔政司署（Secretaria do Governo de Macau），也是一位重要郵票收藏家，澳門第一間郵社由他創立，並出版第一份澳門郵刊 Macau Filatelica （1933-1935），其弟弟 Arthur Francisco Tomás Ângelo正是負責銷售該報的Oriente Comercial 書局的東主。

（四）澳門無原罪孤兒院

由澳門教會發展起來的印刷業，除了若瑟堂書院的書塾印字館之外，也有澳門慈幼孤兒院印刷館（Tipografia do Orfanato Salesiano）。澳門慈幼孤兒院印刷館是本地天主教印刷所，1919年起主要承印教會的報紙和刊物，它的創立是為了讓澳門的男性孤兒學得一技之長以作謀生，專門培訓排字、印刷、釘裝等技術，為日後澳門官印局培育了很多印刷技工。議事亭藏書樓也收藏了這所印刷館主要的出版物。

澳門無原罪孤兒院 Orfanato da Imaculada Conceição （圖片取自《慈幼中學建校百周年特刊》）

澳門慈幼會孤兒院印刷所（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Salesien），又名慈幼印書館(Tipografia Salesiana)，在1906年由意大利籍的雷鳴道神父（St. Luigi Versiglia）在澳門設立。其後，慈幼會在1910年將之提升為無原罪工藝學校，開辦了排版、印刷、釘裝等與印刷業有關的工藝課程，為日後澳門官印局培育了很多印刷技工。

澳門無原罪孤兒院 Orfanato da Imaculada Conceição （圖片取自《慈幼中學建校百周年特刊》）

澳門慈幼孤兒院印刷館 Tipografia do Orfanato Salesiano （圖片取自《慈幼中學建校百周年特刊》）

1906年，澳門教區鮑理諾主教 (Bispo Joã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tro) 在風順堂上街3號（Rua da Prata No. 3）為澳門當地中國兒童設立無原罪孤兒院（Orfanato da Imaculada Conceição ），並委派三位來自意大利的慈幼會會士（Salesianos）：雷鳴道神父（St. Luigi Versiglia）、Ludovice Olive和João Fergnani 和三位工藝師傅來澳門，為孤兒們教授一門手藝，培養他門自食其力。後至1910年，無原罪孤兒院搬到風順堂街（Rua de S. Lourenço）聖老楞佐聖堂對面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原建築物上開辦無原罪工藝學校。除了孤兒之外，也增收當地9至14歲的窮苦小男孩，教授他們六種工藝課程包括木工、縫纫、革履、排版、印刷、釘裝等。所開的工藝課程歷時5年，學費每月6元澳門幣，他們也要留校寄宿，除了特定長假，要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才可離校回家。印刷一直是當年很多男童希望學到的一門手藝，無原罪工藝學校為澳門印刷業擔當了一個重要搖藍的角色。

1937年，無原罪工藝學校改名為鮑思高紀念中學，1952年再改為現時的慈幼中學，1976-1978陳日君神父任校長，在1976-77學年，將職業部課程改革，關閉印刷、縫紉、革履、木工等工藝科，取而代之為機械電子等工業學科。

（五）澳門官印局

1789年，法國大革命牽動了葡萄牙人的自由思想，立憲派與保皇派的角逐，促使了報刊捲入政治鬥爭之中。保皇派當政時，出版的審查就較嚴謹，而立憲派當政時，檢查就比較寬鬆。1820年，波爾圖的革命導致巴西獨立。1821年佛朗西斯科（Francisco Soares Franco）提交的新聞自由法案獲通過，龐培首相 (Marques de Pombal) 在1768年制定的新聞檢查制度也被廢除。澳門議事公局（Leal Senado da Camara）遂於1822年撤銷出版檢查。從這個時期 (1822) 開始，澳門的報紙、書刊發行便迅速地興盛起來。

執政的澳門議事公局希望印報，但鑑於當時澳門唯一擁有印刷設備的只有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於是議事公局秘書 Carlos José Pereira 致函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商借印刷機，印出第一期的A Abelha da China (蜜蜂華報) 【9】，並以 Typographia do Governo名義（政府印字館）梓印。自由派出版 A Abelha da China兩年後，專制主義者復辟，改以 Gazeta de Macau (《澳門鈔報》1824 - 1826) 取代，但依然以 Typographia do Governo梓印為刊語。

1829年，政府印字館將所有印刷設備（鉛字與印刷機）贈予若瑟堂書院，由若瑟堂書院院長白朗古接收（D. Nicolau Rodrigues Pereira de Borja）【10】。葡萄牙政府於1836年12月7日批准澳葡政府自己出版《澳門憲報》，而編輯工作交由輔政司（Secretário do Governo）負責【11】；印刷工作則交由私人印字館代印。第一份《憲報》開印的年份是1838年9月5日，筆者透過 Boletim Oficiais de Timor官網【12】，以《憲報》副本為準，證實該《憲報》長期以來都交到土生葡人開辦的印刷所梓印：

1838: Typographia Macaense （鏡湖新報館）

1839-1845 : 不詳

1846: Imprensa do Boletim

1847- 1850 : Typographia de Silva e Sousa

1851 : Typographia Albion de Jno Smith

1852 -1853 : Typographia Manuel Cordova

1854 -1869 : Typographia de José da Silva

1870 -1882: Typographia Mercantil（鏡海印務總局）

1883 – 1900: Typographia Mercantil de N. T. Fernandes e Filhos

1891年，財政部監察委員Artur Tamagnini de Abreu da Mota Barbosa （1918年澳督Artur Tamagnini de Sousa Barbosa的父親）建議創辦官印局（Imprensa Nacional）。這建議到1900年11月才落實，澳門官印局成立，同時批准設立印刷及裝訂學校（Escolas de Tipografia e Encadernação）。翌年11月學校開始運作，到1920年因為缺乏學生報讀以及兩名教師已經轉入官印局工作，所以職業學校停辦。自成立日至1954年間官印局曾多次搬遷，以現今白鴿巢前地東方基金會會址最為長久。1954年1月28日澳督 Joaquim Marques Esparteiro將風順上街(Rua dos Prazeres) 改名為官印局街 Rua da Imprensa Nacional，標誌上址的官印局大樓開幕。【13】當時任官印局局長是Jaime Robarts (1908 -1974)，他更新了用過百年的舊印刷設備，購置了現代化的印刷機、裝訂機；所購的鑄字機，除了可以為官印局鑄造所需要的鉛字之外，還可以出售給本地區的私人印刷公司所缺的字款，為政府庫房賺取收入。官印局的員工也要求更專業化，為印務局全面實現機械化邁進。

筆者試從下表所列歷屆官印局局長的淵源，去探討澳門印刷公司、報業與官印局的關係：【14】

任期	第一至第六屆官印局局長
1901-1901	José Maria Lopes（生卒年不詳）
1901- 1901	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 (1864 -1947)
1902 -1919	João Victor Pereira (1868- ?)
1920 -1926	Rodrigo Marim Chaves （生卒年不詳）
1926 – 1947	Alexandre Maria de Noronha (1881-1967)
1947 - 1973	Jaime Robarts (1908 -1974)

A. 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 (1864 -1947)

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是第二任官印局局長，任期不過一年（任期1901 -1901），他是一名律師。其父José Maria da Purificação da Silva (1824 - 1910) 也是律師，在1868年設立 “José da Silva 報館”。在風順上街3號（Rua das Prazeres）設立「直報館」（Typografia do Independente）並僱用Epygemio do Rosario 和 Athanasio da Luz 兩位印工負責印刷 O Independente。這時期的《直報》已用中葡鉛活字體印刷，中文字體多出現於華政衙門發出的官方告示。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接管了父親的報業工作也是多份葡文報Echo Macaense 《鏡海叢報》, A Verdade, O Combate , Porvir ( 香港出版) 的主編和出版人。

B. João Victor Pereira (1868- ?)

João Victor Pereira (1868- ?) 在家中排行第八，22歲已當上若瑟堂書院書塾印字館負責人，他自1902至1919年任第三任澳門官印局局長，任期長達17年。他的三哥Alfredo Heleno da Silva Pereira (1857- ?) 也是在議事公局（Camara Municipal）從事印刷工作。

官印局頭兩任的局長任期不超過一年，可以理解他門的主要工作是落實該機構的組織架構和法律法規，是一個籌辦期。從第三任局長的出身背景和任期長短，就可以說明，它已進入運作期。

C. Alexandre Maria de Noronha (1881-1967)

Alexandre Maria de Noronha為第五任局長，任期長達21年（1926 -1947）。Noronha 家族可以說是印刷巨子，所經營的引刷業務遍及澳門、香港、上海和新加坡。局長是 Noronha 家族的第三代，始創人是 Delfino Joaquim Noronha（1824 -1900）。

1841 年香港開埠後，澳門經濟下滑，有部分澳門葡萄牙裔選擇遷往香港發展，Delfino Joaquim Noronha ( 1824 生於澳門，1900 歿於香港) 便是其中之一。他們憑着多年在澳門辦報的資歷優勢，逐漸掌控香港的印刷業，成為香港開埠後印刷業的主要力量。其中影響最大而開業最早的是由Delfino Joaquim Noronha創辦的囉郎也印字館 (Tipografia de Noronha)。它不僅印刷出版葡文報紙刊物，而且也承印港英政府的公報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和實用性的法律工具書和字典。

1843年上海開埠後，Delfino Joaquim Noronha 意識到該地商機無限，配合英商對印刷業的需求，遂到上海設立Tipografia de Noronha & Sons印字館（見《上海文理學會會報》Journal of 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澳門公共圖書館藏有三本由其出版的古籍，當中一本就是《大清國大西洋國和好通商條約》，此條約1887年12月1日在北京簽訂，而印字館隨即於翌年用中葡英三語出版。由於此書的重要性，澳葡政府特意訂造印有浮水印的手抄紙去印刷此書。

鑑於Delfino Joaquim Noronha有不少後人從事報業，其家族事業得以延續。Noronha公司的外文名字因而加入了“& Sons (父子)”, “& Co. (夥伴）”這些字眼。隨着印字館的業務擴充，Delfino Joaquim Noronha先後帶領兩個兒子加入其印刷王國，當中Henrique Lourenço de Noronha (1841-1905) 負責去新加坡建立印字館；Secundo António de Noronha (1850-1936) 負責去香港建立印字館。此外其孫子Alexandre Maria de Noronha曾在1926 至1947年期間任官印局局長【15】。José Pedro Braga 是Delfino Noronha 的外孫，曾為外公在港管理其印刷廠。José Pedro Braga（1871－1944）是香港傳媒工作者及政治家，曾任立法局首位葡籍非官守議員、潔淨局非官守局紳，以及中華電力主席等職。他於1919年獲港英政府頒發騎士勳章，1929年更獲港督金文泰頒發OBE 勳銜。其兒子 José Maria (Jack) Braga, 1897－1988) 將其父的遺作 The Portuguese in Hongkong and China整理出版，全書以英文完成。布力架本在香港有一圖書館，收藏大量東方文藝精品，有關藏品已於1966年送由澳洲國家圖書館妥善管理。【16】

D. Jaime Robarts (1908 -1974)

自1947至1973年間出任第六任官印局（Imprensa Nacional）局長的Jaime Robarts (1908-1974) 是一名孤兒，在澳門孤兒院（Asilo dos Orfãos）學習。 12歲就擔任官印局排版植字員，39歲起就擔任官印局局長長達26年。根據土生人族譜以Robarts姓氏查到他的弟弟是: George Sylvester Edwards (1914 – 1980)，他的父親是 Francisco de Paula Danenberg ( 1871出生香港 -1917卒於上海 ) ，在香港做音樂老師。然而，根據他父親、弟弟和他三人的姓氏來推論，父親姓 Danenberg、弟弟姓Edwards和他姓Robarts，為此推斷他們應該沒有血緣關係，Francisco de Paula Danenberg應該是他們的養父或教父。【17】

Danenberg 的家族出自荷蘭，Francisco de Paula Danenberg 的高祖父Henrique Caetano Danenberg ( ?1770 - ? ) 是一名旅居澳門的荷蘭籍醫生，其後落戶澳門，兒子António Carlos Danenberg（生於澳門1805-1848卒於香港) ，擁有船隻《S. Francisco Xavier》；Francisco de Paula Danenberg 的父親Vicente Sebastião Danenberg 【18】也是一名生於澳門的醫生 ( 1841 -1904生卒於上海 )。Danenberg家族是非葡裔的「澳門土生」。自18世紀起有來自歐洲各地的洋人（傳教士、商人、專業人士等）都會先來到澳門，以它為根據地，遊走中國開放的港口，傳教的傳教，營商的營商。後期有些就落戶於澳門，世代在澳門、香港、上海生活直至中日戰爭爆發後，他們才離開中國，遺徙到歐洲、美加、澳洲等地定居。

1920年，Jaime Robarts到官印局擔任排版植字員。1954年，澳督Joaquim Marques Esparteiro落實為官印局興建一棟獨立大樓，並更新所有鑄字、印刷、釘裝的設備。這些歷史時刻Jaime Robarts都一一親身經歷，是見證澳門官印局的發展歷程的關鍵人物。

官印局局長 Jaime Robarts，(圖片取自 Noticias de Macau, 11 Novembro 1951)

（六）倫敦傳道會

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在漢字的鑄造上有很大貢獻，他們以馬禮遜為首在1814年以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名義在澳門設立印刷所，僱請了英國專業印工湯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帶同一部印刷機和一副外文金屬活字等設備到澳門，再僱用中國刻工在鑄好的鉛坯上雕成中文活字，印製了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所編纂的一套《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1815 - 1822）。

A. G. J. Steyn and Brother

根據1816年至1817年的Canton Consultation 所載，英國東印度公司印刷所開始僱用第一位土生葡人斯汀 (G. J. Steyn) 協助刻字【19】。澳門公共圖書館所藏的1834年《漢文詩解》（On the Poetry of Chinese）的書名頁上印有 G. J. Steyn and Brother 作刊語 (colophon)。根據土生葡人族譜，Joahnnes Steyn 【20】的第一代是來自南非開普頓，其第二代後人 Elbert Lucas Steyn 娶了Ana Araújo Rosa de Magalhães。此女子的前夫是Homen de Carvalho 的望族。其第三代的António José Homen de Carvalho Jr. 娶了澳門印刷業巨子的後人Rosa Maria de Noronha。António José Homen de Carvalho Jr.曾擔任駐上海葡國領事，開辦上海望益紙館（A. H. de Carvalho）【21】。從以上可看到，澳門土生葡人透過通婚的關係，造就了他們成為傳承澳門印刷業的歷史人物。

《漢文詩解》On the Poetry of Chinese

B. 戴爾 (Samuel Dyer , 1804 -1843)

在中英簽署《南京條約》（1842）前，基督教只有數名英美傳教士在澳門進行一些準備工作。澳門天主教不歡迎他們，又適逢中國禁教，他們既不能在廣州居留，也不能公開傳教，所以只好改去南洋如馬六甲（Malacca）、雅加達（Batavia )、檳城（Penang）等地，向當地的華人宣教。

1818年馬禮遜的傳教團隊在馬六甲設立“英華書院”並交由米憐（William Milne , 1785 -1822）主持。負責鑄版造漢字的是馬禮遜女壻戴爾（Samuel Dyer , 1804-1843），他先請中文老師寫好字樣，在馬六甲刻字後，再送到倫敦鑄版，並將每字鋸成活字。戴爾離開馬六甲，於1842年到新加坡與他們合力鑄造大小不同字號的中文字，同時還為當地政府和民間機構代印多樣印刷品。1843年戴爾和施敦力兄弟（Alexander and John Stronach ）本計劃離開新加坡，到福州建立新的佈道站，但由於戴爾生病，同年8月抵達香港求醫，10月病死香港，葬於澳門基督教墓園馬禮遜墳旁。施敦力兄弟遂返回新加坡，繼續戴爾的遺志，到1846年再度調往福州時，已完成了3,891個字範。倫敦傳道會將新加坡印刷所的印刷機和字範都轉到香港。1847年美籍印工柯理（Richard Cole）主理香港英華書院的印刷所，為各地的出版印刷機構供應戴爾的中文活字，將戴爾的字更普及化，取名為香港字【22】。議事亭藏書樓藏有由香港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所著的 The Chinese Classics :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這本書的字體應該是用戴爾的大字、中、小字等字號於1861-1865年印成的，美觀勻稱，沒有拼合字的生硬不平衡的感覺。

C. 蔡高 (1788-1818）

1808年，蔡高因業務關係認識了馬禮遜。1814年在澳門受洗，1817年1月，發生廣東地方官員搜查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事件，容三德、蔡興和蔡高等人偷渡往馬來半島上的馬六甲，成為宣教站的寫書手。蔡高於1814年在澳門受洗，是第一位華人基督新教徒。他和該宣教站的印刷工梁發（1789-1855； 1816年受洗）是當時僅有的兩名華人基督新教徒。

D. 梁發（1789-1855）

梁發（1789-1855）在馬六甲被僱為“英華書院”印刷所的印工。他28歲時接受米憐為他洗禮，取號為「學善者」，成為中國第二位基督新教徒。梁發1823年被馬禮遜封為牧師，1855年病逝於廣州；梁發的墓碑現立於廣州中山大學南校區的圖書館。他從1819年至1833年所翻譯的傳教書籍大約有10多種，書中內容及神學觀念為多。

E.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1823年倫敦傳道會在巴達維亞創立印刷所，由麥都思主持，他以西洋鉛活字配上石版印刷：用外文活字排好部份版面，留空部份版面給中文字，用壓印方法將外文字印到轉寫紙上，再由當地人用轉寫墨填入中文字，並將整頁轉寫紙過到石板上，最後用石版技術印出。

1845年由麥都思主持的上海墨海書館成立，雒頡(William Lockhart)、王韜和李善蘭等人協助，用戴爾鑄版造漢字，銷售給上海各大印刷廠。1866年8月墨海書館結束，轉售予中國報業大王王韜。

（七）總結

1588年，中國國土歷史上第一本以西方活字印刷術印製而成的外文古籍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在澳門印行，奠定了澳門在中國鉛活字印刷業史上始創的地位。在此後的400多年裏，因宣教、慈善、教育、文化、政治等需要，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印刷機構和專業技術人才，而印刷事業更逐步推廣至中國五個口岸和內地，讓鉛活字印刷業在中國開花結果，從議事亭藏書樓所收藏的葡文報紙和西文古籍之中，足以見證了澳門在鉛活字印刷業史上的搖籃和推動角色。澳門同時也是一個對外通商通航和客運的港口，這也造就了澳門成為國內外科學技術交流溝通的一個重要橋樑。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之「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其實早在數百年前已通過澳門印刷業的發展體現出來。今後，我們應乘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順風車，為印刷業提供更多機遇，致力促進大灣區內印刷業的傳承和創新，在無紙化的挑戰下，為印刷業的長遠可持續發展繼續努力奮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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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João de Freitas, A imprensa de tipos móveis em Macau e no Japão nos fins do século XVI , Coimbra: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1916, P. 6

【2】J. M. (José Maria) Braga , The Beginning of Printing at Macao, "Separata de Stvdia, revista semestral, no. 12, julho 1963. Lisboa , Portugal : Centro de Estudos Históricos Ultramarinos. p. 136 - 137.

【3】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982

【4】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980

【5】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1087

【6】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302

【7】“Nascimento de D. Bosco”nota 5, nenotavaiconta, Notícia de 16 de Agosto de 1815 (16/08/2015 )．下載自〈https://nenotavaiconta.wordpress.com/tag/asilo-dos-orfaos/〉

【8】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1, p.221

【9】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61。

【10】Padre 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Macau: Noticias de Macau, 1965. p. 13.

【11】“Breve História do Boletim Oficial”. Imprensa Oficial. 下載自〈https://bo.io.gov.mo/galeria/pt/histio/boletim.asp〉

【12】“Boletim Oficial de Timor 1838-09-12/1975-07-05”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 . 下載自〈https://digitarq.ahu.arquivos.pt/details?id=1119650〉

【13】“Imprensa Nacional de Macau,”Noticias de Macau , 4 (Nov. 1951): p.11-13.

【14】“Os Directores da Imprensa” . Imprensa Oficial. 下載自〈https://bo.io.gov.mo/galeria/pt/histio/directores.asp〉

【15】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ps 814, 816, 820, 823, 836-837.

【16】“Braga collection (Portuguese in Asi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下載自〈https://www.nla.gov.au/asian/braga-collection〉

【17】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3, p.204

【18】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1, p.996

【19】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50。

【20】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3, p.907

【21】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217

【22】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0，頁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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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儀，廣州暨南大學文藝學博士，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公共圖書館管理廳顧問高級技術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