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书店,总会看见以明星做封面的畅销书,有些是明星自己执笔写书,有些是作家描写明星。在林林总总的明星书里,我们怎样去分辨好坏?今期《城与书》跟澳门大学传播系高级导师李展鹏对谈,让大家理解这个出版潮流。
吕:吕珠玲 李:李展鹏
吕: 市面上愈来愈多关于明星的书,像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俊雄的《此时此处─许冠杰》、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学系助理教授洛枫的《禁色的蝴蝶─张国荣的艺术形象》,都是以文化研究的角度评论明星,学术价值很高。你也是专注文化研究,但你写的《最后的蔓珠莎华─梅艷芳的演艺人生》却不是以评论角度,而是访问梅艷芳身边的人,这种写法有甚么好处?
李: 明星评论是一种有距离的分析,但梅艷芳跟身边的人的故事很真挚,访问他们可以把冷冰的评论变成有温度的人情故事。这种写法的学术价值也很高,许冠文不再活跃但愿意受访,黎小田记忆差了但尽量回忆往事。评论集几时做也可以,但要交代《坏女孩》这首歌怎样诞生、《胭脂扣》如何拍成,只能透过这些当事人忆述,让以后研究梅艷芳或香港影视产业的人参考,我也在书末增加了几篇评论文章。
吕: 一本明星书要用评论的角度还是人物访谈的方式,应该是因人而异吧?梅艷芳跟朋友肝胆相照,由别人口中忆述她的事自然动人,但以相同方法描写王菲会有一样的效果吗?最近谭咏麟出了自传《谭咏麟走过的银河岁月》,由着名作家苏美智笔录,但他眼中的时代变迁颇肤浅,成长故事也不算动人,一本明星书的灵魂源自这位明星的内涵,因此我想每位明星应该各有写法。
李: 我只写过一本明星书,不敢说是否只有梅艷芳适合这种人物访谈写法。如果要写张国荣,也许访问他的「麻雀脚」也大有故事。王菲的朋友似乎不多,写她可能真的有难度,但她的音乐很有个性,也许可以访问她的创作团队,但未必有甚么人情故事,因此用文化研究的写法可能更适合。不过这也涉及另一个因素,梅艷芳去世了,地位自然提升,要她的朋友回忆一位故人,当然特别有感情。
吕: 明星书通常很畅销,但也易引来鱼目混珠,我最近看了《张国荣─不如我们从头来过》,作者来自北京,不够30岁,将关于张国荣的坊间报导和网上资料拼凑一起,绘形绘声描写张国荣的故事,夸张到连张国荣跳楼一刻的感受也描写出来。我写这个「明星书」专题时有点内心挣扎,这些书是存在的,但我应否跟读者介绍,毕竟这种写法很有问题。你对这些书有甚么看法?
李: 我对这些书深恶痛绝,大陆曾出版《如花─风华绝代梅艷芳》,说是以经歷加感受探寻梅艷芳的内心世界,这种扮传记的小说会让读者信以为真,令人误解了一位明星。这些书大多在大陆出版,可能大陆读者不了解港澳资讯,也不太懂分辨资料真确,但作为粉丝一看便知是假的。我建议买书时要了解作者能否访问当事人、做了几多资料搜集,还要用常理分析,例如作者不可能知道明星回家后的事。
吕: 另一种明星书是明星自己执笔写书,这好像是这十年间流行的事,有时令人十分惊喜。我记得古天乐曾经出版《玩具大战》,写自己收藏多年的玩具,还专程访问日本漫画家和世界级收藏家,十分认真。以前很少明星愿意写书,今天很多明星当起作家,像林青霞退休之后也学写作,已经出版了两本书。你认为这个转变是怎样发生的?
李: 80、90年代的影视业发展蓬勃,出书收入对明星来说太鸡毛蒜皮,大家不会花费心力。现在影视业不再兴旺,而出版界要借明星的吸引力推广新书。林青霞的文章写得不错,以前我们只重视她的美貌,现在读者可以窥探她的灵魂,走进她的世界。其实换了钟楚红或张曼玉执笔也会勾起读者兴趣,因为人们对明星的好奇歷久不衰。
吕: 但今天人们不用再对明星好奇,我从脸书知道何韵诗在某个国家的旅途上刚发生了甚么事,我们买这些明星的书,反而似是表达一种实质支持吧?
李: 你说得对,这个年代的明星很容易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看法,例如郑秀文的书讲述自己以宗教克服抑郁症,或叶蕴仪的书写参与社运的国际明星。这个年代的明星写书重视主题,也配合自己的特质,一本好的明星书让你看到一个社会时代。我觉得了解明星其实也是了解自己,因为我们喜欢某个明星,总是因为他触动了我们某种性情,整件事就变得更有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