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生命最後一程，並不只由醫生話事。

蘇珊醫生的爸爸頸部生了惡性腫瘤，「我必須了解你願意接受哪些治療，以及怎樣的生活是你可以忍受的。」她問，沒想到爸爸答：「如果我還能吃朱古力雪糕，看電視球賽，我就願意忍受一切痛苦活下去。」她很愕然，爸爸是心理學系榮譽教授，她從沒見過他看球賽。結果爸爸手術時脊髓出血，恐怕會四肢癱瘓，外科醫生請她作決定，她問：「如果他能活下來，還能看球賽吃雪糕嗎？」醫生說可以，於是手術繼續，爸爸後來用了兩年時間慢慢恢復部分行動力，又再活了十年，並完成兩本著作。

但葛文德醫生爸爸（Atul Gawande）同樣患癌，想法就不一樣：「當然不行！」他爸爸要能夠掌握自己的世界和人生，只能看球賽並不能滿足，爸爸擔心癱瘓多過死亡，最後選擇善終的紓緩治療（palliative care），在家中逝世。

爸爸去世後，葛文德把這次經歷，連同醫院和老人院的採訪，反省現代醫療面對死亡的局限，寫成《Being Mortal》，一出版已經成為國際暢銷書，中文版《凝視死亡》剛出版就備受關注，亦因為葛文德醫生曾是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的衛生政策顧問，現任總統奧巴馬去年聖誕書單便包括這本書，對美國的醫療資源分配具有影響力。

如何死亡，除了是病人意願，亦關係國家開支：美國25%醫療開支，用在5%臨終病人最後一年的生命裡。致命癌症治療開支是Ｕ型的，舉例2011年乳癌的醫療開支確診，首年每年醫療費28,000美元，然後每年平均2,000美元，最後一年的開支竟高達94,000美元。愈是沒法醫治，病人、家屬、甚至醫生卻會嘗試更多醫治方案。經濟上，這做法無法持續，尤其人口老化，醫療開支如火箭上升。而人道上，這些效用有限的治療，是否亦可以減少？是爭取生命，還是延長痛苦？

當美國一間保險公司為病人提供紓緩治療服務，不但醫療費用減少了四分一，病人生存時間反而延長了。葛文德醫生亦從爸爸身上，看到紓緩治療的效果。他指出一般醫護人員都誤以為病人最重要是安全和盡量活得耐，然而更重要的，是讓病人有生活質素，好好活到最後。

要弄清現代中國史，當中不能迴避一個最重要的人物—毛澤東。在政權對他各種相關資料的重重封鎖之下，他的真實面貌究竟如何？

最近，兩位外國的歷史研究者：美國的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Pantsov）教授和梁思文（Steven L.Levine）博士，根據最近公佈的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寫成《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並由台灣傳媒人林添貴翻譯出版。這些俄羅斯的檔案中正包含了中國共產黨由成立到發展壯大，以至立國以來，跟蘇聯、及其轄下操縱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共產國際往來的信件、文件、檔案，從中能看出不少端倪。資料首先顯示了中國共產黨自始創即接受了共產國際數目龐大的資金、武器、專家的支援，否則中共根本難以發展。而我們在教科書中經常看到的，毛澤東自遵義會議糾正了黨的「左傾錯誤」，自此能擺脫蘇聯控制革命的說法，亦純屬是對歷史的簡化、歪曲。事實上，毛澤東能成為中共的主導者，亦必需有蘇聯的首肯，他時時刻刻都要在內鬥外擾中，小心翼翼地自行其是。而更有趣的是毛與俄國革命導師史達林的互動：史達林始終將中共視為棋子，西安事變中他甚為不滿，深恐事變會招致蘇聯與國民黨失和，引來日本人對俄的干戈相向；中國介入韓戰也是由他一手導演的，好削弱中美，坐收漁利。可見，「外國勢力」的干擾，古已有之。除此之外，檔案中揭示的蘇聯共產黨人對中共的各種悄悄話，中共人互相告密的信件，從中亦可深悉政治鬥爭的殘酷。儘管作者行文有其立場，但既然當年的檔案歷歷，讀者何妨慎作兩觀，獨立判斷？

而書中亦探討了毛澤東如何一路走來：早年讀《水滸》《西遊》，知道太平天國和造反，後來熱衷哲學，推崇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後來遭受到現實政治的種種挫折，投向了列寧式的共產主義運動，鐵血辣手，將一個個敵人鬥下，甚至牽連上萬億的中國人捲入政治運動之中。原是一個滿懷理想的青年，何以至到此境？無他，只因蔑視一切，惟權力是尚！讀歷史，應當鑑古知今。